還有半個多月就是07年。回歸10年,香港文化政治累積了不少變數,需要整理脈絡及探索適切的論述方式。九七後,金融風暴、居港權風波、沙士疫潮、七一遊行、社區保育,以至近日有關清拆天星碼頭的爭議,所觸及的文化政治,其複雜多變,遠超九七前的香港本土文化論述所能概括。
九七前的香港故事,或可粗略分為四種:
1. 主流社會與普及媒體所敘述的經濟奇蹟;
2. 本土學者所描述的本土文化認同;
3.香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為華人社會典範的先鋒論;
4. 90年代湧現的殖民恥辱與回歸國族的歷史論述。
頭三種論述源於本土,第四種論述則大多來自親北京的文學工作者。四種香港故事互相對照,有同有異,在九七過渡的焦慮中頗能安頓人心。
回歸以來,第一種以經濟奇蹟主導的香港故事,因為金融風暴及社會流動的閉塞而失去作為意識形態的吸引力。第二種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歸屬,本來是基於中港對立的他╱我認同,但近年跨境文化互動與全球化浪潮下,以前以地方感情與生活方式為主調的本土身分,必須在本土、國族、國際的張力中重新定位。第三種先鋒論,九七後香港在法治、言論、民主訴求、廉政、環保、食物安全、醫療衛生各方面,仍有值得大陸借鏡之處,但香港政權從屬中央又缺乏議價勇氣,令香港作為範例的作用大減;而香港作為資本市場典範的角色,則因為中國的冒升而稍有遜色。第四種國族論述在九七後變成政治正確的國民教育政策,持續與香港本土身分互動;在「香港人都愛國」的表態式認同背後,仍有很多深刻的對立與動態的批判(程翔案是明顯例子)。
詳見思罔

